他出生于1937年那个战火纷飞、国破家亡的年代。幼年时，他跟随父亲长期过着逃亡生活。他亲眼目睹了祖国人民被外国侵略者残害的场景，由此激发了他对侵略者无比的恨和对受难同胞无限的爱，以及对祖国强大的无尽渴望。这种爱与渴望在他的内心深处一直延续至今，依然促使他从不间断地奋斗在医疗战线的前沿。北京262医院胃食管反流病中心邓昌荣

    他是伴随着新中国的成长而成长的。在跟随多位开创新中国医疗卫生事业的“鼻祖”学习和工作中，在从未间断的勤学苦练和勤耕细作中，他开拓了中国医疗新领域，成长为中国血管外科奠基人，并跨学科创建了中国首家胃食管反流病研究和治疗中心。他虽然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可他一贯以“患者的主管医生”自居，以“解除患者痛苦”为最高使命——他，就是我国著名医学专家汪忠镐院士。

继承中国“协和”前辈的精髓

    1956年至1961年，汪忠镐就读于上海医科大学医疗系。毕业后，他被分配到北京协和医院外科做住院医师。时任北京协和医院外科主任的，是我国外科学界泰斗级人物、我国现代外科学的重要奠基人之一曾宪九教授。

    曾宪九教授是汪忠镐在北京协和医院工作期间的指导老师。曾教授以他的真知灼见、丰富的临床和科研经验、娴熟的英文表达技巧，对汪忠镐所写的文章，无论是中文还是英文文章，都逐字逐句地进行修改和增补。大到医学问题，小到语法细节的错误，他都认真指导汪忠镐。曾教授的科学逻辑思维和严谨的治学态度，让汪忠镐铭刻在心，受益匪浅。

    在手术台上，曾教授同样一丝不苟地对汪忠镐手把手地指导。曾在整整一年的时间里，汪忠镐每次主刀做肠胃手术，曾教授都充当他的第一助手。在曾教授的指导下，汪忠镐定位于血管外科专业，还被特别推荐到美国深造。

    在科学研究上，汪忠镐曾经在曾宪九教授的指导下，为提高胃癌的治疗效果，对治疗后的1250例胃癌患者进行多因素分析。他花费了近3年时间，成功随访了其中77%的患者，并进行了多因素分析与25年生存曲线的临床研究，其研究成果成为国人研究胃癌的基础性参考。

汪忠镐还师从过吴英恺和裘法祖等医学大家，他在由衷敬佩这些医学前辈的同时，也在恩师们的一言一行中，学到了高尚的医德、科学的思维、精妙的医术和客观严谨的治学精神。对待每一位患者，汪忠镐都深思熟虑、穷究根本地诊治病情；遇到每一个问题，都要分析透彻其来龙去脉、前因后果，从而准确把握对患者的治疗策略。

伴随中国普通外科成长

    年轻时的汪忠镐，除了在临床中问诊查体、观察思考，还总是在图书馆、病案室里，针对各种各样的疑难杂症寻找破解的线索，从而不断开阔思想，升华智慧。

    新中国成立初期，身体内残留有弹片异物者为数不少，常给患者带来极大痛苦，手术数小时仍不能取出异物的现象时有发生。对此，汪忠镐触类旁通，他利用射击瞄准原理的“三点一线”法，在透视下将异物瞄准，从而设计出了异物摘出器。他利用异物摘出器曾在20分钟内为患者取出10余枚体内异物。

    在做外科医生的第七个年头，汪忠镐接触到了至今仍是普通外科中难度最大的胰十二指肠切除术(即Whipple手术)。此手术术后因胰瘘所致的腹腔感染率很高，患者每天要忍受巨大的痛苦，医生也要为此付出巨大的精力。为了弄清楚为何术后频繁出现如此严重的并发症，汪忠镐在图书馆和病案室里收集了当时Whipple术中胰管的4种处理方法，并仔细研究，但感到均欠满意。经过苦思冥想、反复捉摸，汪忠镐最终想出了将塑料管直接插入胰管后经30cm肠道后再引出腹腔的方法，成功地让患者于术后11天痊愈出院，明显减少了术后腹腔感染的并发症。

    先天性胆总管囊肿的治疗方法，曾只有囊肿胆总管吻合术和曾宪九教授的囊肿与空肠间的Roux-en-Y吻合术。当汪忠镐遇到1例经6次手术治疗却直到尸检时才发现患者死于囊肿癌变时，内心深受触动，萌生了“囊肿应该切除”之念，并最终在国内首次提出且率先完成了先天性胆总管囊肿的切除和Roux-en-Y重建。目前此法仍是治疗该病的标准术式。

    汪忠镐在一次急诊中，见到一位剧烈腹痛、痛苦不堪的患者，后又出现明显的腹肌紧张。不幸的是，该患者在术中已见部分胃和全部小肠以及部分结肠坏死，失去了手术时机，可病因依然不明。此事强烈震撼了汪忠镐那颗要强的心，他立志要搞清此病的发病机制，随后查阅了大量文献，并结合一份老病历中的全部肠管变黑的照片，最终在国内首次揭开了缺血性肠坏死的谜团，提出了“肠系膜血管供血不全(mesenteric insufficiency)”的概念，并将其分为四个类型，其中包括令人难以置信但确实存在的肠系膜血管无阻塞性肠梗死，最终将手术的死亡率从以往的90%降低到当时的11%。

    “文化大革命”初期，为响应毛主席“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号召，汪忠镐主动报名到大西北“扎根”。临行前，汪忠镐在北京协和医院为“贫下中农”开设的“6·26病房”接受了锻炼。正是在那里，他接触到了各科的工作，甚至包括妇科和护士的工作也做得得心应手。

    有一次，汪忠镐对一位巨大甲状腺恶性肿瘤患者进行治疗，手术虽困难，但完成得比较顺利。可是术后第三天，患者颈部切口流出稀薄脓液，在深部居然看到了食管瘘。经过全院会诊，仍无计可施。从当时的医疗技术水平来看，该名患者几乎没有生还的可能。然而，汪忠镐在冥思苦想后，灵感突现：用当时行锁骨下静脉插管的塑料管的一端，绷上一片橡皮薄膜，后端连接针头和注射器，在吸瘪状态下将导管头端插入食管瘘，充起球囊，略施持续牵引，有效地解决了来自食管的渗漏，再加上胃造瘘法解决了营养问题，患者的食管瘘和颈部感染伤口终于在1个月后愈合。这就是他的最早发明——自制球囊导管。此球囊导管继而应用于肠瘘、十二指肠残端瘘与膀胱瘘的治疗，均获得成功，并使救治率从36%提高至90%；后又在血管外科的栓子和血栓切除术中应用推广；用该法治疗腹主动脉骑跨栓时还避免了开腹，围手术死亡率从46%降至10%。

    在大西北参加医疗队时，汪忠镐全心全意地投入到了为当地人民群众健康服务的工作中去。由于当时经济条件差，医疗资源欠缺，经常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汪忠镐记得，有两次手术时，患者都亟需输血，而且血型又正好与自己的相同，于是他就先把手术做完，然后再躺下来给患者献血。

    汪忠镐在“6·26病房”和大西北期间，真正明白了什么是“贫病交加”。那时，连基本的医疗条件都不具备，他就用当地可以找到的生活生产用具，为患者想办法。看着那些在自己的治疗下痊愈的患者，汪忠镐觉得，自己医术的提高，就是在这种极端状态下被“逼迫”出来的。

奠基中国血管外科

    1976年唐山大地震发生后，汪忠镐又主动报名到灾区救治伤员。在学生的帮助下，他一天内可完成40余例手术。1979年至1981年，汪忠镐到美国Duke大学、北卡罗来纳大学和加州大学做访问学者。1981年回国后，他开始全身心地投入到中国血管外科的创建和发展工作中来。从临床诊治到基础研究、从流行病学调查到理论实践总结、从科研教学到学科建树……汪忠镐开始了国内血管外科全方位的、系统性的开创性工作。(韩同伟)

曾宪九教授早在20世纪50年代即应用以异体主动脉移植治疗腹主动脉瘤的方法，他主张进行瘤体切除和重建血管。当时，此手术所需的时间较长，出血和并发症较多。汪忠镐在恩师的研究基础上，改进和引入了瘤内重建法，简化了手术，提高了安全性。

    颈动脉外科手术曾是北京协和医院感到最棘手的问题之一。汪忠镐从中领悟出了无低温、无转流下的颈动脉重建，对由动脉硬化引起的脑缺血患者施以颈动脉内膜切除术，获得了很好的临床效果。1983年，汪忠镐在国内首先成功实施了该手术，从此解决了这一难题。

    汪忠镐在工作中发现，很多贫困地区的患者腹大如鼓、骨瘦如柴、消化道出血，并伴有肝脾肿大、食道静脉曲张、下肢肿胀、皮肤溃烂等症状。当时的教科书上关于这类疾病的描述只有简短的一段话；一些医生把这种病作为肝炎后出现的肝硬化来治疗，结果却越治越糟，患者死亡率竟高达90%以上。在此情况下，汪忠镐决定想尽一切办法，弄清此种疾病的性质和有效治疗。当时，汪忠镐曾在医院的临床病例讨论会上，听到张孝骞教授提起过布加综合征；在《希氏内科学》上，关于布加综合征也仅有大半页的相关叙述。然而，就是这些有限的信息，让汪忠镐敏锐地捕捉到了。在学生和同事的帮助下，他对此病持续进行了20多年的探索，完成了68万人次的大样本流行病学调查。在大量动物实验和临床实践的基础上，汪忠镐明确总结认为，布加综合征是一种肝后段下腔静脉病变导致门静脉高压并伴有下肢静脉高压的临床症候群。汪忠镐对该病的病因、发病机理、分型、诊治建立了系统的理论体系，并创立了肠-颈、肠-腔-颈胸骨后转流、侧径根治、手术与介入联合破膜、支架加肠-腔转流、肠-腔-房转流、经皮经肝穿刺肝静脉扩张和支架等多种新手术方式，在全国和国际得以推广，使该病的确诊率从10%上升到60%，患者死亡率从90%下降到5%以下。至今，全世界总共完成此类手术3000多例，其中由汪忠镐和他的学生所完成的高达2640例，且80%以上的患者已经康复。汪忠镐还创立了国际布加综合征学会。汪忠镐的研究成果为《黄家驷外科学》、《美国脉管教科书》、《牛津外科教科书》等增添了新篇章，也给此类曾近似绝症的患者带来了生命的曙光。

    汪忠镐从20世纪70年代在国内率先开展了动脉造影的研究，由其撰写的《选择性动脉造影》和《腹腔内脏动脉造影在消化道出血中的应用》是我国腔内血管外科技术发展的起步点。此后在动物实验成功的基础上，又分别于1983年、1992年、1995年、1996年、1998 年在国内率先成功完成了下腔静脉破膜、下腔静脉支架植入、带膜支架血管治疗股动-静脉瘘、颈内动-静脉瘘、腹主动脉瘤等微创血管腔内治疗。他所研制的国产腔内血管填补了当时国内在该领域的空白。在肢体缺血的治疗中，汪忠镐在国内首先提出并成功治疗了难度最大的肾动脉水平的腹主动脉阻塞性病变以及糖尿病患者的严重肢体缺血架桥手术等。

20世纪80年代初，汪忠镐教授在国内开创了内皮细胞种植人工血管的基础研究，实现了内皮细胞、大网膜微血管细胞、骨髓细胞和干细胞种植后的人工血管快速(5～10天)内皮化，抑制人工血管新内膜的增生，百日通畅率达100%，并成功应用于临床；他在意大利《血管病理学进展》和美国《血管外科学》中就相关内容各撰写一章。

    治疗大血管病变的大型手术涉及开胸、开腹、深低温和停循环，手术死亡率及卒中、偏瘫、截瘫等并发症发生率高。1977年，汪忠镐对其入径和基本方法已有初步构思，并于1991年在国内最早开始研究了腔内扩张和支架植入技术，也同样最早应用于临床并取得成功；尤其是大动脉带膜支架，目前已在全国得到广泛应用。

    汪忠镐在临床手术中发现，95%的大动脉炎患者尽管颈部4根动脉阻塞，但颈内动脉仍通畅，这为大动脉炎颈部动脉阻塞病变患者带来了生机。据此，他在国际上首先提出了施行升主动脉与颈内动脉搭桥术的可行性，并首先完成此手术，获得了良好疗效；后在英国《脉管病理学》中就相关内容梳理成章。

    汪忠镐以单枚升主动脉支架成功抢救了全主动脉夹层、狭窄和破裂患者，以少创法治愈了主动脉弓动脉瘤，实现了腔内治疗的新突破，并因此被邀在美国、意大利、比利时和韩国等多国作报告。他首创的自体大网膜内皮细胞和骨髓细胞种植人工血管，也成功应用于临床。哈佛大学权威学者Callow教授和国际脉管杂志Balas主编对汪忠镐的研究成果给予了高度评价。

    汪忠镐在我国血管外科各领域均有建树，大力发展了我国血管外科，并使其步入世界先进行列。正如美国血管外科先驱Julius Jacobson教授在为《汪忠镐论文选》所作的《序言》中对他的评价：汪忠镐是一位不屈不挠的医生、教授和科学家，为中国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创建中国首家胃食管反流病中心

    2004年，汪忠镐因自身的一场疾病而开拓了一个中国医疗学科新领域，这不得不令人肃然起敬。“非典”期间，汪忠镐出现了咳嗽、咳痰、流涕、鼻塞等症状，被诊断为“过敏性鼻炎”；随即又出现了和睡眠、进食相关的咳嗽、咳痰、气短和呼吸困难，晚间时咳喘频频发作，白天却没有这些症状。汪忠镐 4次以“支气管哮喘”大发作为病因而急诊入院。专家们的会诊意见无一例外地确诊为“支气管哮喘”。可是，按照哮喘治疗，病情却越来越重，强烈的窒息使他难以平卧，这让年近七旬的他苦不堪言。

    汪忠镐坚信自己的病不是哮喘，可又苦于找不出证据来否定“确定诊断”。在2005年年底的一次国际学术会议上，汪忠镐在进食时因咳嗽难耐而频频离席。锡金国总理大臣的医学顾问委婉地提醒他是否有胃食管反流病，因为在他们国家，老年人群中胃食管反流病占有很大比例。尽管汪忠镐没有烧心和反酸的典型症状，可这个重要的提示，被汪忠镐认真地记在了心里。在随后进行的胃肠功能检查中，食管24小时pH监测结果进一步证实了“胃食管反流病”的诊断：一天一夜之内共发生食管酸反流220次，最长连续反流时间达40.3分钟，总反流时间累计169分钟，DeMeester积分为84.4分(正常情况下应< 14.7分)。汪忠镐终于明白了困扰他一年多的致命性呼吸困难是胃食管反流病引起的，这是一种最严重、最危及生命的呼吸道并发症喉痉挛。

    国内当时治疗胃食管反流病的方法是长期服用质子泵抑制剂(PPI)和抑酸药物，汪忠镐服用这些药后效果甚微，仍引发了一次危重的喉痉挛。胃食管反流病的根本原因在于食管下端括约肌松弛，作为有着46年行医经历的外科专家，汪忠镐决定去美国找他的同事Ibrahim教授进行手术治疗。

    2006年3月25日，汪忠镐在美国进行了腹腔镜下胃底折叠术。手术对他的“哮喘”症状的改善立竿见影，术后第二天的胃肠道钡剂造影即显示了食管下端抗反流瓣的形成。手术后，汪忠镐停用了所有的抗哮喘药和抗反流药，症状神奇地消失了。

    汪忠镐病愈后辗转反侧，他亲身体会到了深受疾病困扰而得不到正确诊治的痛苦，也渴望那些和他一样患有胃食管反流病的患者得到正确和及时的医治。他逐渐形成了一个坚定的信念：必须明确在“顽固性哮喘”人群中有多少患者属于能治好的胃食管反流病，必须拯救这些长期饱受病痛和误诊折磨的胃食管反流病患者，使他们免于致命性窒息的危险。

    此后，汪忠镐与解放军第二炮兵总医院合作，促成了中国首家胃食管反流病中心的成立。中心成立四年多以来，汪忠镐已为一万余例该病患者做出了正确诊断与治疗。汪忠镐历史性地提出了以胃食管交接处为启动器、以咽为反应器、以口鼻为效应器、以喉气管为喘息形成器的临床征候群，称为“胃食管喉气管综合征”(gastroesophago-laryngotracheal syndrome,简称GELTS)或“两管一腔综合征”。GELTS 这个新概念的提出，不仅为很多患GERD、“哮喘”、重症咳嗽、咯痰等常见病和多发病患者带来了希望乃至新生，对我国医学领域而言，也是一次新突破。2010年，凝结了汪忠镐院士心血的《食管反流与呼吸道疾病——胃食管喉气管综合症》一书问世，掀开了中国医学史上新的一页，这标志着汪忠镐在其行医之路上竖起了又一座里程碑!

    汪忠镐院士从医50年来，主编专著11部，参编68部；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1项，省部级科技进步奖10项，国家专利11项。他曾创建了北京协和医院血管外科、安贞医院血管外科、邮电总医院血管外科研究所和浙江大学一院东方血管外科研究所等，并担任中国医科大学、湖南医科大学、浙江医科大学、首都医科大学博士生导师，培养了大量杰出的医学人才。

    汪忠镐十分注重国际学术交流。1987年以来，他先后担任美国Duke大学、北卡罗来纳大学、霍普金斯大学、弗吉尼亚大学、耶鲁大学客座教授，英国伦敦大学圣玛丽医学院客座教授，印度克米那都医科大学客座教授、Caminadu大学、Demeed大学客座教授。

    1996年，国际脉管学院授予他“研究成就奖”；美国传记学院将他列入“世界500名人之一”，授予他“20世纪成就奖”。1997年，美国传记学院再次授予他“世界终身科技成就奖”。1998年，国际血管联盟授予他“国际血管联盟功勋奖”。2005年，他当选为中国科学院生命科学和医学学部院士。2007年，他获首届吴阶平医学奖和《中华医学杂志》90周年纪念金笔奖。

汪忠镐院士在行医生涯中，面对诸多的成就与奖项，淡泊致远，从不束缚于任何荣誉，从来都以“患者的康复”作为自己的最终目标，从来都是以“解除患者的痛苦”为己任，从来都将“为患者服务到底”作为自己的人生价值。汪忠镐的人生路，可以作为一部当代医生的“启示录”。

【摘自《中国医药导报》第32期 2010-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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